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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207788.com重温朱镕基讲话 再说深圳改革

发布时间:2019-11-08

  8月的深圳,淫雨霏霏,连日不开。《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在各大书城上市,市民争相阅读,书里的铮铮言词,好似暖阳驱散了一丝阴霾。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辑录了朱镕基在上海工作期间的讲话资料。有人说,朱镕基主政上海的几年正是上海的“改革年”,此书面世,可谓“契合时局”。

  对深圳的改革者而言,朱镕基1991年的批示——“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也许并不只是响彻在另一个空间和时间的声音,其中的忧患意识已经荡漾开来,拷问着今天的改革者。三十多年前的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脱胎于伟人的构想。而在特区不“特”之后,它又将何去何从?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这是豪杰之士的命运,更应是先锋城市深圳的宿命。

  没有危机就没有改革,大危机推动大改革,小危机推动小改革。对于危机麻木不仁,就没有改革。

  当人们把各种美妙的意象赋予改革,也使得改革成为一项绝对价值:哪怕它徒有美丽的口号,内涵却空空如也;哪怕它一副筚路蓝缕者的虔诚,掩盖的却是坐享其成者的灵魂。

  正如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所言,现实中的一些所谓改革,更像是“折腾”,未必有什么实际意义。而要分析形形色色的改革,只有回到改革的“源头”,搞清改革是由什么推动的、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改革的主体又是谁?改革从来是具体语境下的产物,不是美丽空洞的大词。

  “为什么要改革?朱镕基为什么要改革?因为他们既是体制机制的受益者,同时也对体制机制的弊端深有体验。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各阶层都能形成改革共识,这个共识是:决不能再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如果没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他也不会痛下决心深化改革。而朱镕基主政上海的那几年,面临同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他很清楚这场危机,从而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贯彻到底。”

  追溯完这段历史,黄卫平归结道,“改革是由危机推动的。没有危机就没有改革,大危机推动大改革,小危机推动小改革。对于危机麻木不仁,就没有改革;对危机未雨绸缪,就会主动改革;害怕改革引发更大危机,就不敢改革。”

  如果将未来的竞争视作公平、公开、www.207788.com,透明的田径比赛,那它绝不区别对待任何参赛者。

  “危机推动改革”,这个论断似乎关系到改革的必要性。作为领一时风骚的“改革圣地”,深圳的血液中被赋予了改革基因,甚至形成了惯性:好像不“改革”就无所适从。深圳,你的危机感何来呢?

  对此,深圳大学副校长认为,深圳的周围已形成群雄环伺的局面,无论面对上海、广州的竞争,还是苏州、天津的赶超,深圳必须寻求更深、更广的改革空间,否则将承受不进则退的后果。

  而深圳的文化学者胡野秋,更着眼于体制机制中的弊端。“首先,政府还是管得太多、太具体,应通过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打破藩篱;我们的文化产品还不够丰富,需要靠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文化活力;在民主法治建设上还能有更大作为,让深圳继续为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经验。”

  “特区不‘特’之后,天津大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网络协同制造与智,应当为自己找到更持久、更深刻的改革之道,从而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风向标。如果说特区建设之初的发展主要靠敢闯、敢干,今天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法治、公平与国际化。”李凤亮如是说。

  “靠特区的特殊地位、政策优惠建立起来的优势,必须在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下,重新按新的游戏规则进行巩固和发展。如果将未来的竞争视作公平、公开、透明的田径比赛,那它绝不区别对待任何参赛者,要想胜出全凭实力,深圳要做改革开放的‘博尔特’。”胡野秋如是说。

  对“市场化过度”的调整还只是浅层次的变动,对“市场化不足”的矫正才涉及深层次的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

  在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副所长谢志岿看来,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的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和效率,针对的问题主要是市场化不足。而现在却同时存在着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这两个问题,该市场配置的,没有做到市场配置,该行政监管的,又没有监管好。

  谢志岿以公共服务领域为例,认为政府搞市场化改革,却造成了投入上的不足。“在市场经济国家,基本的公共服务是兜底的,比如教育、医疗等领域,是不能市场化的。当然,很多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同户籍挂钩,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户籍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福利制度,都有一个逐步放宽的过程。”

  话虽如此,他仍觉得我们可以在现有投入水平的基础上做一些调整。“比如在教育的投入上,我们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即认为公立学校的资源应当是高端的,民办学校的资源应当是低端的,以致无法满足市民对优质资源的需求。兜底的公共服务,应当保低端,而不是保高端。”

  对谢志岿而言,对“市场化过度”的调整还只是浅层次的变动,对“市场化不足”的矫正才涉及深层次的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当后者进行到一定程度,势必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触,从而沦为小打小闹的“变动”而非变革,这一字之差,已经让人们感觉真诚不足了。

  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自我变革,一些决策者恰恰在体制内享受到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体制带来的好处,他们缺少改革的动力。

  “深圳本来有‘深深沟渠’之意,这对率先进入改革深水区的深圳而言,也许更像一个奇妙的隐喻,意味着深水区的探索也将从深圳发端!”胡野秋借用“深圳”一词的字面意思对改革抱以美好期许。

  谢志岿对“深水区”有着自己的专业理解,“有人说深圳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用我的话说,就是‘帕累托最优’的空间已经很少了。过去的改革主要是获取外部利益的改革,不一定触及别人的利益,这种改革的阻力较小。接下来的改革主要是对既得利益的调整,复杂性和艰巨性加大了,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说对垄断行业的改革,为它引入竞争,香港曾道人开奖结果【上周回顾】中国移动开收,使它的利益受损,它当然不会支持改革;再比如一些职能划分上的改革,要把一些部门的权力转移给其他部门,或者放给市场和社会,改革对象当然会有抵触,因为权力本身就代表着资源和利益。”

  在谢志岿那里,既得利益与改革本来就是悖论。如果现有的利益格局本身合理,也就没有改革的必要。改革的必要性,恰在于恢复制度协调、平衡利益的杠杆作用,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而黄卫平觉得,最值得注意的还不是对改革的阻挠,而是对改革的“捆绑”。因为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自我变革,一些决策者恰恰在体制内享受到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体制带来的好处,他们缺少改革的动力,也有权力束缚改革的手脚。这是最大的悖论。

  在大的危机面前,当人们发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时候,那些既是体制受益者又具备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可能会超越集团利益而进行改革。

  纵然有人感叹,深圳这个曾吸引天下精英的首善之区,思想正变得趋于保守,激情正在消失;纵然有民间智者,处江湖之远仍忧庙堂之高,不时发出忧患之声。然而面对危机之象,人们却可能视而不见。个中道理,据黄卫平分析,恐怕在于生存者的“功能退化”。

  “危机感本来是生存者的一种天性,对危机的判断建立于这一天赋之上。然而,面对短期的、眼前的利益,这一天性却正在退化。”黄卫平说到这里,开始讲起故事。

  “这让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皮浪的那则故事。皮浪在船上遭遇风暴,同船的伙伴都很害怕,他却指着船上仍在安静地吃东西的一头猪说,聪明人要像这头猪一样不动心。从短期的功利角度考虑,对危机视而不见的既得利益者,的确和这头聪明的猪有几分神似。而他们的精明算计,说到底也不过是犬儒主义者的自欺欺人。”

  但黄卫平更愿意相信,危机感还将继续推动改革。在大的危机面前,当人们发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时候,那些既是体制受益者又具备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可能会超越集团利益而进行改革——因为这事业艰巨,所以它伟大。

  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这是豪杰之士的命运,更应是先锋城市深圳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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